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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万赢钱速度|历史的玩笑:美国成为没有福利的“福利国家”

 ( 2020-01-10 10:05:33   )

狗万赢钱速度|历史的玩笑:美国成为没有福利的“福利国家”

狗万赢钱速度,文:任其然

如果有人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许多人一定会站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毕竟,从1929年大萧条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缺乏强力政府的监管”与“自由放任的经济”,一直是主张国家能力论者或是左翼政治的批评对象;而传统右翼政治与自由市场论者则将自由竞争与小政府模式看作是美国维系世界霸权的内在保障。

“自由放任美国”的迷思,近年来已遭遇了许多挑战,1980年代以来,司考西波(Skocpol)等学者发起“把国家找回来”的口号,从政治和社会史角度挖掘美国政府在经济中的实际作用。他们回溯19世纪末到1920年代那个经历了镀金时代之后,进入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彼时,妇女普选权运动如火如荼,内战老兵运动、农民民粹主义浪潮汹涌,剧烈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了城市贫民窟与严重的卫生、治安问题。日后被新闻界视为典范的“扒粪记者”们,此时冲在社会改良的第一线,揭露大公司大生产背后的黑幕与血泪……运动带来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激进的反托拉斯、反垄断计划,也带来了规模巨大的社会改良。基础的监管系统、社会福利措施、政府介入模式,均在这一时段诞生。

毫无疑问,进步主义浪潮创造了一个对市场某些领域具有强烈干预能力的美国政府。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教授莫妮卡·普拉萨德新近译成中文的著作《过剩之地》,即在开篇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1900年代创设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20世纪中叶如日中天,对药品的管理极为严格,许多新药能在人们认为监管严格的欧洲顺利上市,却在美国碰了钉子。结果美国人因此避开了许多在欧洲曝出副作用的新药。

不过,充满学术语言的《过剩之地》在开头引用这个故事,并非为了复述前人研究中“美国政府也有强力监管市场的传统”的已有结论。毋宁说是想揭示美国社会中的一连串矛盾——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大政府”的国家,却常常被人认为是小政府传统的典范?为何政府如此重要,今天的美国社会贫困率却在15%(尽管近年来有所下降)上下徘徊?为什么进步主义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催生一个欧式的福利国家?

普拉萨德的观点是,美国的确存在着一个大政府的传统,而在这个传统下,甚至诞生了一种另类“福利国家”体系。它的另类之处,解释了人们为何看待美国时,能得到那样矛盾重重的不同解读。

美国的“另类福利国家”

在整个20世纪,尤其是战后数十年里,美国社会相比西欧的一大特征是高负债的消费社会。战后欧洲国家为了重振经济,纷纷用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药方实行社会投资,维持高就业率;与此同时,压低工资、促进出口,实现高增长,高增长则转化为政府高收入,回馈到福利领域。相比之下,美国人热衷消费,在战后掀起购置住房、汽车、满世界旅行,实现美好生活的热潮;而另一边,美国的个人负债也水涨船高。“1971年有一半美国人在使用某种形式的分期付款信贷,但只有十分之一的德国人这么做。”

和欧洲的另一大不同,则是美国的税收与福利政策。美国整体税率较低,税收的重头戏在于对个人所得与资本利得征税。二战后的税制改革为美国带来了沿用至今的“代扣所得税”政策。

与之相比,欧洲战后福利国家税收高,却出人意料地缺少美国式的发达个税系统——欧洲国家更多依赖高的消费税税率,即消费者每完成一笔购买,就会为国家缴纳一笔税款。而相比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质,消费税是累退的。比如在瑞典这样通常被认为“白左”式福利国家,直到1980年代,富人的个人资本收入的实际净税率都不高。

但美国对个人收入和资本利得大力征税并没有促成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福利体系。普拉萨德指出,美国的社会福利多数时候依赖私人公司提供。相比较欧洲,美国人为教育、医疗、住房的开支花费高得惊人。根据2018年的数据,美国背负学贷的人群多达4400万,金额高达1.52万亿美元。至于美国人在医保上的花费及巨额医药费的血泪史,恐怕凡是有美国生活经历的人,都能声泪俱下讲出几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来。

然而这不意味着美国政府不考虑福利问题。但它既不是不干预市场运作,也不是直接为穷人拨款。一方面,政府通过税收减免,鼓励私人福利系统,尤其是公司为员工提供私人福利;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参与了一系列为私人提供贷款的计划,其中最为人知的莫过于《1934国家住房法案》下成立的联邦国民按揭贷款协会,即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导火索——“房利美”。这一政府赞助的企业,旨在通过贷款和信贷二级市场结合的模式,为个人购房提供便捷低门槛的抵押贷款。在类似的模式下,美国政府为个人获取各类消费贷款大开方便之门,个人则借助政府设立的这些机构快速获得贷款,背负利息,先买到中产生活,再慢慢付钱。

据此,普拉萨德在《过剩之地》中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美国人的贷款之所以和欧洲相比如此规模巨大,是因为在美国,贷款成了一种另类的获取社会福利的方式。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投资没有通过国家大规模铺设社会福利或持续兴建基础设施刺激在美国实现,而是以宽松的信贷“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提高了收入,刺激了消费。这一模式被其称之为“信贷凯恩斯主义”,在持续的信贷刺激下,美国成为了一个私家房主与信用卡拥有者的社会。这一切的基础,都在于人们预设自己可以持续有收入,能还得起债。

“美式平等”的意外

在《过剩之地》中,普拉萨德解释了“美式信贷凯恩斯主义”起源:一反左翼对美国政治经济中大财团、大资本力量的强调,她论证说反而是反对大财团、大资本的运动,无意中一步一步导向了没有福利的福利国家。

这个曲折的故事要追溯到1929年大萧条。在大萧条时代的美国普通人眼里,能够看到的往往是极其非常道德化的一面——“黑心”的资本家们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下,屠杀数百万头猪,翻耕成片的棉花,目的只是为了控制供给,让价格抬高,重新调整供求结构。但与此同时,农民的产出滞销,普通人失业,忍饥挨饿。

这样的景象正好点燃了进步主义以来美国平民,尤其是农业州农民对资本家和巨富的敌视。人们早就在各类新闻报道、社会运动与反托拉斯浪潮中积累起了这种敌视,而通过路易斯安那州长休依·朗(HueyLong)这样的人物,对“过剩”景象的憎恶转化为政治动能,形成两个效果。其一,在农民的游说下,美国推行了欧洲少见的以个税为主体的累进税系统——人们认为,这样才能让富人交更多的税;其次,强烈的对企业和资本的不信任,使得美国国内多次尝试推行累退的消费税的尝试均告折戟——人们认为,这个税种会使得富人少交税。从而,美国没法像后来的欧洲福利国家那样利用“可见度”较低、蕴含于每次消费购买中、不利于凝聚政治义愤的累退税提高税率,实现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福利国家体制。

于是,在无法推行累退税的前提下,对福利的要求转化为了人民对信贷宽松的需求,从而刺激美国推出了以信贷代替福利的体制。1950年之后,美国的民权运动、左翼解放运动,已经置身于这一框架。1970年代,美国左翼掀起了推动信贷“民主化”的运动。目的是推动原先排斥黑人、妇女与贫民的信贷部门向这些群体开放。

普拉萨德认为,这一推动信贷民主化的力量再次带来了反效果——1970年代时,大财团和金融业正希望解除罗斯福新政以来严格的金融规管,这时的信贷民主化,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合力。“各个政治派别的集团联合起来支持它”。也就是说,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力量在独特的经济条件下推动形成的、以信贷-消费作为社会福利替代品的政治经济逻辑下,为经济边缘人提供福利的运动,反而将这些人推向了更普遍的信贷和消费系统。而这一切,最终又为之后次贷危机引发的整体经济危机开启了大门。

人民义愤填膺的对人人均等的追求,带来的美式信贷-福利体制,是一开始没有人想得到的。这毋宁说是个历史的狡猾玩笑。如今,美国成为一个贫富差距分化,而欠缺社会福利的社会。追逐信贷-背负信贷-信贷危机-重新追逐信贷的生活,成为普通人生活的写照,也为美国社会的繁荣增添了潜在的危机。普拉萨德认为,如果不能解决社会边缘人对信贷/福利的需求问题,同样的信贷扩张-危机-信贷紧缩的循环,便会依旧在美国持续上演。

回望福利国家

1990年代以来,冷战解体与自由市场政策的全面复兴,让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的取胜使美国制度登上神坛,与此同时欧洲压抑消费刺激生产的传统福利国家,也逐渐走向消费社会。欧洲人——无论东欧还是西欧,都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人。

但从普拉萨德的研究来看,做美国人,意味着一整套以消费信贷促进经济的生活方式——美国以巨大的工农业产量,面对海外市场可能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刺激消费以拉动内部需求并不意外。而信贷-福利的方式,为美国人提供了购买本国产品的澎湃动力。尽管今天美国已经依赖大量进口产品,但这种消费与信贷模式已经成为美国的“传统”,甚至成为外人眼中美国得以强大的力量源泉。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生活方式和福利国家处于一个相互挤压的位置。信贷扩张到消费扩张的循环,将生产型的福利国家的图景排挤到了画框之外。在美国,缺少普遍福利的结果之一,就是种族问题和贫困问题相结合,并形成信贷“福利”的真空沿着种族群体边界存在,持续割裂社会。

同时,普拉萨德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不仅为左翼理解美国、批判美国提供了难题,更为福利国家的主张增添了疑虑。福利国家居然可以理解为,欧洲国家为了维持限制工资增加出口限制消费增加储蓄的增长模式而给工人的“甜头”!这与为福利国家大声疾呼的声音可以说是志趣截然相异,因为这种模式显然是国家与资本的合谋。但恰恰在这里,欧美的资本主义在战后分歧出了两种不同的模式,这两种资本主义,又根植在不同的全球历史、国家形态、大小与经济分工中。

在美国,普拉萨德对经济开出开征累退税、增加福利开支,减少贫困的药方。而在大西洋对岸,法国巴黎的黄背心运动喊出减税的口号,在后工业社会中变相呼唤一种另类的福利国家。但从新时代的街头运动,到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假设,又是否真的能从美式“另类福利国家”的信贷-消费阴影中探索出不同的取向,又如何在这些不同的诉求中识别出更能推动社会向进步方向运动的因素?

事实上,普拉萨德的漫长的历史叙事,仍有许多未理清之处。诸如因为数据缺乏,她常常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事件混为一谈,作为同一类型的例子并列。而着重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体量造成特殊性的作者,在讨论到1950年后的情况时,又多少减弱了对国际间经济金融关系的关注。但大萧条90年后的今天,这段历史仍然时刻浮在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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